《脂砚斋批语揭隐》序

甄道元

世上的哲学派别，林林总总。但若以研究对象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哲学、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以及以神灵为对象的宗教哲学。

一

德国古典哲学，是以主观世界作为对象的。通俗而言，他们

而对于外在世界的认识，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叔本华和尼采，也一直是沿着注重“内在体验”的路径前进的。他们一致的观点是，世界是理性的，存在着本质和规律。若要把握世界，不在于外在现实事物的现象，而在于本质和规律；而本质和规律又是深藏于事物内部的、看不见摸不到，无法以触觉来体验的；只有通过内心体验和内省，才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进而由此来把握世界。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逻辑推理可以作为认识的来源，而且是达到对看不见、摸不到的本质和规律性认识的重要途径，而并非现实之事物本身才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这种注重内省和思辨的哲学，对德国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德国的启蒙运动所选择的，就不是轰轰烈烈直面现实的革命道路，而是以“思想的”和自我反思的温和、深沉与深邃，来替代武装和政治斗争之路，寄希通过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思辨，来变革现实。在他们看来，通过自我反思和思想的变革与认识的升华，比在未澄清事物的“真”之前“外科手术”式的斗争，是更为“深刻”而“彻底”的途径。这种“不直面现实”，甚至反现实、反外在事功的“内在自由”，导致德国较少地采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范式，而更多地采用解释学等质性研究的范式，也形成了比较注重从哲学层面和人的发展高度推导出目的，进而再寻求达到目的的方法手段的思维逻辑。换言之，他们所形成的是注重思辨、注重从内心寻找真理、注重依靠严密逻辑和推理，来形成指导行动的理论。因而，在德国人那里，凡属逻辑上成立的理论，均称之谓“科学”（wissenschaft）。这便导致了欧洲大量严谨的“理论”之产生。而细究之意涵，其科学乃逻辑上的“合理性”。

相对于德国，美国的哲学却是“世俗化”的，以客观世界作为对象的。因宗教迫害而从欧洲“叛逃”新大陆的早期清教徒，他们从“五月花”号走下来，所面对的却是一片荒芜。没有房舍，没有田地，没有食物衣着，没有一切工具。若要生存下去，就得靠自己的双手。而如果一切事情仍像逃离欧洲之前，都要经过思辨和思想认识上的提升与确证之后再行动，那就会冻饿而死。所以，在最初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对理论权威和高谈阔论，均不感兴趣。他们反对思辨，不尚空谈，厌恶没有实际效果的任何“理论”。他们的这些观念，不仅源于残酷的现实，而且在他们的骨子里也本来就淌着“叛逆”的血液。这些早期的移民通过自己的双手所开垦出的一片片良田和建起的一座座房舍，使得他们坚信，这一切均非源自空洞的说教，而是“亲历”“亲为”和“经验”的结果。这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只接受那些可以得到“经验证实”的观念，而对于那些得不到证实或无法得到实际效果的、形而上的空洞“理论”，不屑一顾。他们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人创造了自己的真理观、知识观和价值观：任何知识都必须经过可见、可感、可知的体验或经历，并在“得以验证后”才被认定为是“科学的”，是“真理性的认识”；而那些未经过实践检验的德国逻辑推衍式的“理论”，绝不是什么真正的知识或真理。充其量，那只不过是有待证明的“假说”而已。换言之，美国人所形成的，是一种实用的、实证可验的、脱离了形而上和“一般真理”的真理观、科学观和知识观。后来的美国哲学虽日渐臻完，并且显现出与德国哲学融合的趋势，但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则仍是美国土生土长最能体现“美国精神”的哲学。

我们也不难发现，英语国家的“科学”（science）一词，其含义与德国的“科学”（wissenschaft）并不相同。因而，被德国认为是科学的，到了美国人那里，并不被视作科学（science）。如心理学领域，除了行为主义心理学之外，均不被认作是科学。我国的中医也是如此。

相对于德美而言，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其

人们常常认为，东方哲学

在近代以前，我国也没有“科学”一词。“科学”这个词汇，是从西方引入的。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起初为取西方之实证、实验基础上的“格物致知”之意，名为“格致之学”。而后康有为将其名为“科学”。科学一词发展至今，其含义有时在指英语国家意义上的“科学”；有时也指欧洲大陆意义上的“科学”。由此，我国既存在自然科学门类，也存在社会科学门类。

至于东方哲学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之概念，与其研究的对象不无关联，更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东方哲学既非英语国家的以物或说客观世界为对象，也非欧洲大陆的以精神或说主观世界为对象，而是以“人生”“人际”为对象。欧洲的“脑的活动”本就是在美洲实体的“脑”基础之上的抽象，而东方的“人”则又是比欧洲“脑的活动”更为复加一层。或言，“人”是更为复杂之物，它不但负载着美国肉体的人，还负载着德国灵魂的人，是在此基础上“人生”和“人际”，它常常需要综合众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由经验和阅历得来的信息而得出结论。在这种复杂和困难面前，也导致了人们习惯于避难就易，直接由经验升华为直觉。所形成的，既非“理论的”，也非“实证的”，而往往是“结论性的”“空洞的”观点、主张、思想、结论。严格说来，并未到“学”的层面，人们又常常会用一个似是而非的词汇“哲理”来形容这种经验之上又非系统性的东西。

从经验、知性和直觉，人类思考问题的这三个层次上看，东方哲学所得出的结论，源虚拟币挖矿自于第一层次的经验，并由此直接跨越到第三层次的直觉，中间欠缺了一个知性论证的环节，以想象和顿悟代替了中间的客观实证和理论论证。所采取的方法是，将“天”“地”“人”视作一个整体，将自身置于对象之中，通过摒去心官知觉，以“离形去知”“物我两忘”之态，实现顿悟，形成直觉，以顿悟和想象代替了中间环节的论证。所形成的，是一种既缺乏严密的理论支撑，又缺乏精准的实证支撑，既不能用概念分析，也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复合。这种既非逻辑推理之路，也非科学实证之路，但又能够被意识觉察到的方法，也常常被人们称之为“玄学”。其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悟”。这种玄学，与美国哲学相比，它不在于客观世界；与德国哲学相比，它不在于主观世界；它只在于人自身，在于人自身的人生和人际。在这种哲学指导之下，既难以形成逻辑推演所得出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形成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技性成果。这也是近代史上科技落后，也少有以国人命名的理论之缘故。

以天外之神灵为对象的哲学，早已分离出去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曰宗教。以基督教而言，其所言的科学，是“scio”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我看到、观察、分析、探究……，即“我知”意义上的，带有过程性的，更似“研究”含义的概念。换而言之，这种宗教，把“认识”和“认识的过程”，即“研究”本身，也称之为科学。人们俗言的“科学科学”，即研究研究，分析分析。很显然，这是过程领域的概念，而非方法层面的东西。换言之，在方法领域，实际上只有三类哲学，也能看出，各自拥有者自身的方法论。

诚然，哲学的发展，已显现出了融合和交叉的趋势——表现出欧美哲学的融合、中西哲学的融合景象。其血统，越来越不那么纯正。但是，无论怎样融合与交叉，仍旧存留着各自鲜明的特征，遗留着各自的基因，延续传承着各自的血脉，并在各个领域都明显带有着所宗的哲学遗迹，能够轻易地判断出依从于何种哲学。“红学”领域，也不例外。

二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不断被认识的混元体，既有条理分明的部分，也有有机交错的部分。这个混元的宇宙体，其自身存在着种种疑问和奥秘。认识这个世界，需要有与之相应的认识工具，或言方法论。就如同这球体四周布满着神秘的锁，一把钥匙对应一把锁。任何一种单一的认识工具，均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均不能打开所有的“锁”。换而言之，针对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认识工具。

在上述配带“钥匙”的三大类哲学中，无疑各有自己所针对的“锁”。或言，针对这个周遭全是锁的混元体，每一种认识工具均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人义无反顾地引入了英语国家实证哲学的这把钥匙。19与20世纪之交，欧洲大陆概念下的科学遇到了“危机”。他们意识到，其所信奉的科学，并不能带来美国之“科学”所能带来的财富和物质上的满足，由此引发了对欧洲物质文明和其源头的“科学”之怀疑和绝望。换句话说，欧洲国家要引进美国的科学观。

就东方的玄学而言，无疑美国的哲学和德国哲学，能够填补我国的空白。胡适留学美国，并师从实证主义的杜威，他看到了当下的国际大背景，故志于把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也引入我国。

其回国后正赶上“科玄论战”，且胡氏本身就是红学领域的专家。他首先将实证主义的方法，引入到红学研究领域，便是源于其根深蒂固的“科学情结”——把“红楼梦研究”作为了他推广其“科学方法”的一个试点。胡适的考证，简单地说就是：“考一物，立一说，究一字，全要有证据”。这种先提出假设，然后验证假设的方法，胡适将其通俗化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虽然，世上诸多发明，如：青霉素、微波炉、万能胶、心脏起搏器等，的确是不经意间的偶然事件。但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政府和企业的科研项目，从来没有靠“撞大运”的方式能够成功申请到科研立项的。因为“撞大运”否定了人之所以为人所具备的意识能动性，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思想，也不为任何国家、政府和企业组织所支持。“假设”在先，这是当今世界科学研究领域的普遍法则。换而言之，事实胜于雄辩，凭借事实说话，追求实事求是的实证主义之考证的方法，既是当时整个世界的大趋势，也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更是我国“旧红学”所极为欠缺的部分。进而言之，实证主义成为红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着国际的大背景，使得胡适实证主义的引入和扎根，以及在“科玄论战”中获胜，那么轻松和自然而然。事实上，考证的方法，也被证明在作者的考证领域，也的的确确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但作者领域，考证的方法在批者、版本、文字等领域，是非常适宜的选择，成为打开诸多疑问的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

我们也不难发现，欧美哲学的撞击，集中在两种科学思想的撞击之上；而欧洲引进美洲的科学概念，其背后还反映着一个物质上欠发达的和发达时期的境况。换而言之，两种哲学分别反映着人们对物质的不同追求之境况下对人生的不同思考。进而言之，欧洲哲学并非世界之全部，美洲哲学也并非世界之全部。再而言之，欧洲和东方引入美国概念下的科学方法，也不意味着引入的是一个可以涵盖世界一切领域的法则。到了20世纪下半叶，人本主义开始抬头。其对科学主义的抨击，同样也是与人们物质上的逐渐满足有关，不再把人与物的矛盾作为唯一突出的矛盾。换而言之，欧洲的哲学和其哲学概念下的科学，也是人类的一个部分。回到社会科学领域，回到历史研究的领域，也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能够留下实证的。在红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寄希望于“拿出证据来”。这种情况下，欧洲概念下“合理性”意义上的科学，就需要发挥它的作用。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可考的证据越来越少，其作用将越来越大。但是，它相对于“实证”，它在事实面前，永远处于补充之地位。在《红楼梦》的文本研究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并没有明确写出某种文字事实，但几处伏笔汇集在一起，便得出了某种事实的判断，所谓“不写之写”。如林如海，虽有一子，但已夭亡；虽有妾室，但无嗣后；虽有同宗，但无近族；虽有亲友，但不过继；虽不满五旬，但不再续弦。曹雪芹把所有道路统统封死，而只留下一条路，却又偏偏不明写，这便是以人之常情和推理之法，让读者去判断财产之继承这一不言自明的结果。再如版本研究中，程甲本与程乙本的摆印，只间隔两月有余，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并无法实现往返于北京至苏州吴门之可能，而且其间还包括着大量的编辑校对等工作，经济上也无此必要等因素。有认为程甲本摆印于北京，而程乙本摆印于苏州之观点，虽未有实物和文字之实据反驳之，但可以推定程乙本的摆印之地，不可能远在苏州。实际上，在诸多研究领域，欧洲古典哲学意义下“科学”，也一直在发挥着其应有的功能。但需要明确的是，“理论理性”的在“实践理性”的面前，它是居于第二位的，是一种缺乏实证境况下的有益补充。

同样，欧美哲学的辉煌，也不意味着东方直觉的方法毫无意义。东方文化追求委婉、含蓄。一首赞美月亮的诗，没有出现一个“月”字，却能读出全是在写“月”，才算是好诗。在一些情况下，也的确存在着当下尚不能以美国哲学、德国哲学得出结论的状况，而东方哲学却能综合众多说不清、道不明、由经验和阅历，来得出自己的认识。而且，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是正确的，或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在这类情况下，也就是在既不可能再有新的事实可以考据，也无法依据现有资料进行理论的推衍之时，人们也只能凭借直觉，一种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测。但它却能够解决证据的碎片化和机械主义的缺陷。至少，在某种条件下，它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康德也常常将“理论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诉诸于道德。在国人那里，便曰谓“道可道，非常道”。文本解读、探佚等，便带有浓重的直觉色彩。当然，这种方法并不是首要的方法，“经验主义”便是这种观念下，常易出现的错误。

在价值的顺序上，“实践理性”“理论理性”“非理性”，一方面需要认识到他们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他们存在着各自适宜的对象，或说只能针对自己所相配的那把锁。回到前面，世界是个混元体，人的认识是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还有些疑问是目前的钥匙所无法打开的，康德便把这些交给上帝，双手摊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god knows？”实际上，康德不但把宗教，他也把直觉都统统戏称为滑稽可笑、丝毫不靠谱的“上帝”。然而，直觉与上帝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最突出的便是从盲目的信仰和天上，拉到了人间，拉到了主体的“人”。

三

毋庸讳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当是人们惯常的思维。核心问题是，要选对适宜的“钥匙”。

李红旗所选择的“钥匙”，是他人没有使用，没有意识过的。他以统计的方法，在归纳了书中用词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曹雪芹五次增删之前的底稿，有着原初的作者。

一个学科或学术视角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于它能得出其他学科或角度相同的结论。否则，其价值便是值得怀疑的。换言之，如果从创作背景或说作者研究、成书过程、版本、文本等诸角度以及史料，均能得出了某一领域的相同结论，这不但验证了结论的正确，也反映着各门学科的价值所在。而相反，倘若诸学科或使用的方法工具均指向于某一结论，而唯有其一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或相反的，那么这门学科或这门学科所依从的方法论，极可能存在着问题。

五次增删，必有增删之基稿，否则“增删”二字便不成立。《重评石头记》一书，应当是在一个《风月宝鉴》的基础上增删改写而成的。而《风月宝鉴》又是由以托言石兄的《石头记》更名而来的。由《石头记》更名的，还有《情僧录》《红楼梦》，也还应当存在着继续沿用《石头记》，并未更名的本子在世上流传。曹雪芹的《金陵十二钗》以及在此基础上评批的“重评本”，应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换言之，应当在曹雪芹的增删改写之外，还有一位托言石兄者作为了曹雪芹增删的基稿或素材。李红旗的研究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从书名和批语的角度分析，还能让人得出存在过初评和重评两评之结论。有一种可能性是难以排除的：可能存在过一个托言石头的“石兄”和一个遇到石头、母亲、姐姐便兴奋、激动，当批不当批之处，也要批上两笔，甚至情绪难以自控，哭哭啼啼，而见了贾雨村便咬牙切齿，与石兄的关系非同一般、深知创作底里的初评者。这一组，与增删五次的曹雪芹和文学评论专业色彩浓重、侧重于创作技法、包含有大量专业术语的脂砚斋这一组，在艺术性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正是由于曹雪芹的增删改写和脂砚斋的重评，使得作品提升了一个台阶。但由于传抄中的复杂状况和版本间批语的互相转录，不但导致了不同增删时期文本的混抄杂合，也使得初评者的批语与重评者的批语，都被视作了脂砚斋的重评之批。但是，在第一组中，假托石兄之后，是否又抽身之外而添加按注甚至评批，即石兄与初评者集于一身，仍是一个谜团，很值得研究。

李红旗提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批书者，就是“石兄”虚拟的“批书人”，以批者角色出现，不过是为了提升艺术性和真实感、增强可读性的技法。其所下的批语，亦全为“隐语”式的“模棱语”，所谓“脂砚斋重评”实则是小说作者自写、自阅、自批自评的长期反复评阅。并提出，脂批大多是书评者通过摄取《红楼梦》小说文本语言要素、即以“抓药方”的方式，将小说中遣词及句撺掇“集评”，是“集”小说文本关键字、词、句，通过巧妙方式“集合”而成。一方面作者针对小说某切入感悟点，撺掇这些遣词及语句组成新的长短句，对小说作出恰到好处的评品和感悟；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将自己欲表达的某种“隐意”寄寓其中，使书评形成文句本身所表达的“表层”文意和所集遣词造句暗示出的“深层”意义融合于一体的“双重”含义，乃至“多重”含义。

这种打破传统批书方式的批语，看似“文虽浅近，其意则深”：表面为鉴赏，暗里却在“传递心事”；表面在评书，暗里却在冷嘲热讽，直犯时讳，曲指时弊，或“暗作交代”；作批者一方面在制造舆情，混淆眼目，另一方面却在“暗作指点，仙人指路”，引导“识数之人”对小说通部能够作出仔细甄别（一是为避文祸，二是为撮合），将不便之言，以批语形式出现，也为增加作品的艺术性。

这一观点，甚为新颖，又给了人们理解《红楼梦》的另一个新的视角。第四回“护官符”处，各家的房分，明显就是原作中的文字，而从正文中摘除，以批语形式呈现的。作者之外的任何批者，离开原著，是做不出如此详尽的“房分”之批语的。第18回元妃省亲一处，也明显是从正文中析出的。

李红旗还认为，从通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些遣词用字的“数字”构成是十分奇妙的，有的经细心统计，甚至是让人十分惊奇的！“初觉不太信，看后，又由不得人们不信。”因为这些“数字”在小说中作隐性显示，不仅仅是“巧合”，用太多的“巧合”解释，有些说不通。

在该著中，他还提出，脂批除发挥鉴赏评阅的审美功能，还发挥着无中生有的“造事功能”，较好地发挥了脂批的“掩饰”功能和“混淆”作用。其间真假虚实并在，是非有无共存，矛盾重重，让人莫衷一是。这是前人难以想得通、且极易产生对立的地方，即形成有的视脂批为“圭臬”，有的则视脂批为“妖孽”，产生不同感受、不同观点。“殊不知，这些‘自执金矛又执戈’的自相矛盾语，也正是批书者本人故意造作，是在文字狱桎梏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并指出，凡是脂批，皆不可直接拿来当“证据”用。此外，他还例举出脂批发挥的其他诸如讽世、醒世、作嘲、解嘲、谐隐箴谏等多种功能和作用，特别是还发挥着“证明”作用，发前人之所未发。

李红旗认为，小说原作者在自批自阅小说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一些有趣的“数字”用“隐”（语）的方式，暗向外界发出信号和暗号，以让“识数之人”经过仔细甄别、统计，通过“追踪摄迹”“对号入座”，得出想要的结果和结论。即，这些固定的“数字”，使得前后文不仅前后有间，前后有别、各自传奇，且有的“数字”，正是为使前后文暗中“偶合”！并认为，这些均为小说原作者有意安排、安插妥协，另用“批书人”的身份，一一私下于批语中暗自“点出”！这“数字”联合和一些“数字”的“和合”，有形无形地将通部小说前、后文有机“暗合”！起到间接“证明”的作用！这些类似于人文数字研究，在该著中皆有例举，兹不赘言。很明显，他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

李红旗还提出，“后文”40回也是《红楼梦》的一部分，并非“后人”及他人所续，这一观点，笔者也是十分赞同的。他对“脂前程后”“程前脂后”以及“程真脂伪”观点经过仔细辨析，提出了所有脂批本既非“脂前程后”，又非“程前脂后”，亦非“程真脂伪”的新说。红旗经分析认为，各脂本的“底本”当是《红楼梦》小说原作者在120回通部小说整个创作过程中与小说创作“同步”进行，亦即这些“脂评”与小说的创作由作者同步规划、同步设置、同步进行，但最终形成“脂评本”的结果，又必在120回通部小说完稿之后！非是作者一边写，由“他人”一边评。现存于世的各脂抄本虽为过录本，非批书人手写手批真迹，但又绝非“伪本”，虽不是批书人在加评过程中直接形成，亦并非实录原脂评本形成过程中的“实录本”，而是作者后期经过了特意“炮制”，专门精心制作而成，且是用来抄作传世之用。这种观点，也非常值得探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红旗通过对小说前后文大量的遣词造句进行比对分析，注意到“后文”40回在“模仿”和接受“前文”过程中，于“后文”中对小说“前文”中语句、遣词不断进行衍变、创新，形成特色的“石头记笔法”，且这种多以X：1，特别是1：1精准套袭“前文”遣词及句的情况，于小说中形成特定的“点睛之笔”，亦即众多的遣词在“前文”出现N次，于“后文”中仅出现1 次以及众多的遣词在“前文”仅出现1 次，于“后文”也仅出现1 次的示例于小说中的示例多如恒河沙数！鉴于这种遣词的“隐秘性”，他认为，这绝非局外人强记博闻、博闻强记能够做到如此，从而提出“后文”40回非原作者本人创作莫属，且认为这些“点睛之笔”，是小说作者精心设置。并认为，造成“后文”与“前文”相比“落差大”的主要原因，是作者“换了笔墨”，且是原作者自站在“续补人”的角度，利用“他人”身份、从“他人”视角即“目中心中意中”写出，并充分应用了“犯写”方式，这可能会打破原来人们对“后文”40回的传统认识。他甚至找到小说前、后文特殊的“嵌字”造句方式与规律，认为这也非局外人或其他续补作者，即非原作者外第三方续补者能够做到。更有，他通过对一些遣词“数字”集合的“数字限定”等多方举证，从而组成和形成了许多隐性的、链条式的“证据链”用来说明，故坚持认为“后文”40回与“前文”80回出自“同人”手笔。前、后文不仅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阴阳体，且形成罕见的“歇后离合”结构，这也为今后对《红楼梦》前后文整体研究、“后文”40回对“前文”80回的接受研究、前后文对比分析研究，乃至小说作者研究、成书过程研究、写作方式研究、小说结构研究等提出了多种新的命意。

李红旗虽名为《脂砚斋批语揭隐》，但他揭隐的不仅仅是“脂砚斋批语”，而是以批语揭隐为主体、为线索，延伸到对通部小说前、后文的“对”和“比”，兼而做到“考”和“证”。这对于目前红学研究直接文献证据稀缺的境况来说，这种通过查找小说文本自然规律生成的“内生证据”来“求证”及用来“证明”小说的方法，无疑为红学研究探寻到一个可行的方法和新的路径，且这种方法触手可摸，触眼可见，这些“文本内证”是客观存在于小说字里行间的，具有明确性、客观性和实证性，特别是作者嵌于小说里的“数字”，它可以促使“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其“证明力”也就不言而喻。

红旗学友的诸多观点颇为新颖，方法也颇为独特，做了诸多艰辛的工作，是常人所不及。诸如作者问题、小说结构问题、前文与后文关系问题，续作者问题、批书人身份问题、写作时序问题、小说主旨问题、脂本问题及对文本和脂批字义的释义问题，颠覆传统，令人耳目一新。这些，在著作中皆有阐述，细品之，又有本有据，有章可循。套用一句话来说，“视角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同”。因为《红楼梦》小说本身固为传奇，打破了历来小说传统写法。

红旗的诸多观点，在他的《脂砚斋批语揭隐》一书中是怎样得到支撑的，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事情。但据笔者所知，李红旗是以数十年的心血铺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上。笔者主张，百花齐放，多歧为贵。任何方面的尝试性探索，均是有益的。盼望《脂砚斋批语揭隐》一书付梓问世，给更多人带来启迪。

甄道元

2021年夏 北戴河空疗